美國汽車業紓困案上週通過，半套的紓困，加上一些嚴厲條件，顯示美國政府與人民對這個案子的初步妥協：3大車廠不能輕率任之倒閉，因為渉及到200多萬相關就業人口，也渉及未來美國經濟盛衰；另一面，3大車廠多年來無力，或至少未盡力提升全球競爭力，不少人即便懷著愛國主義，也認定是咎由自取。
說公平，沒有。AIG要倒，美國全力相救；3大車廠要倒，政府與國會半推半就。何者重要？為何救此不救彼？或是何者才是真正的Too Big to Fall？從結果論，AIG顯然更重要，3大汽車廠儘管重要，仍不及AIG。
200多萬的「美國」就業人口，難道比不上AIG？答案顯然不是。AIG案的影響，是在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與信心回復基石上；3大車廠的影響基本上限於美國。不管怎麼說，美國政府都必須做抉擇：兩案都很大(其他的紓困案當然也不小)，但紓困還是有能力限制，方案還是有所不同。
每一次的金融與經濟危機，一定會帶出企業的紓困案。所有紓困案，依常理與其對社會影響程度，會依理性的方式呈現：由大到小，即由影響面最深最廣的案子，率先紓困，其他的照此排列。換言之，如果不在重要性排列的名單內，交由一般機關去處理即可，無需日理萬機的高官與民意代表傷腦筋。
紓困的選擇
這項理性的運作模式，必然導出：愈大的企業，影響層面愈廣的企業或行業，不能倒。沒有一個政府的領袖或政治人物，敢干冒大不諱地說，企業不爭氣，不行就讓他倒。所以，祇要是採行民主體制的國家，一定遵從這個法則(非民主國家大部分情況下亦然)。
這項法則究竟對還是不對？照法則發展下去，愈來愈多的經濟體，隨著經濟發展與企業規模不斷擴大，到最後極有可能蛻變成社會主義福利國家：亦即每次出現危機，政府必然要伸手救援。而每次的救援規模，亦因經濟規模的擴大，也變得愈來愈大，最後因危機而國有化。這次全球金融危機，各國政府祭出的救援規模，幾乎都改寫歷史紀錄，不讓人意外，但更讓人擔憂。
更改這項法則？逆轉這項法則？或至少限制其無止盡地發展下去，最終導致更大、更難以收拾的局面？
很多研究分析指出，人類最容易將行為分成2類，非白即黑。這種過度的簡化，是非題，祗有在人類社會找得到，由於語文上的對照，二分法最容易被吸收，一也容易辨識「敵／我」，再一步演變成「你死／我活」的極端。宗教上如此，政治意識、經濟學理論、企業競爭，也如此。
二分法的過簡性與危害
二分法造成對立的誤謬及其毒害，幾個世紀來，已逐漸改善很多。讀過書的人都知道，0與1之間，黑與白之間，還有很多的可能，甚至無限的可能。所以，對於金融，經濟與產業的管理與規範，就不能完全用非黑即白的方式行之。
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J. E. Stiglitz最近投書媒體，將此次金融危機會發生歸納成5點：葛林斯班的放任政策；葛拉斯—史蒂格爾法案的解除；聯準會與財政部找錯藥方；企業財務資料做假；紓困止不住血。各個都擊中要害，但最關鍵，也是源頭的還是一項：自由放任與管制，何者才是正途？
從亞當史密斯主張自由放任(看不見的那隻手)開始，經濟學家200多年來，為政府在經濟政策上，究竟應採放任或管制的立場的爭論，從未休止。經濟學家基本上認同自由放任，但仍有相當多的人認為，市場會有失靈的時候，一旦失靈，就會出大問題。
葛林斯班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，坦承他當Fed主席時的放任政策「有瑕疵」。他有錯嗎？現今的結果論，是的；但別忘記，90年代末期，全球為其主導下的政策與作為，讚美與頌揚又何其多。昨是今非，對已造成的金融危機，有何意義？
自由與管理爭論200年
祗有一項，就是自由最大的風險與威脅，就是濫用自由。90年代創新與創業精神當道：網路通訊技術，金融商品，及管理模式的創新，如果沒有自由放任的政策，就不太可能百花齊放，百鳥齊鳴。然而，完全放任也提供貪婪與作假的溫床。金融病癥，隨著1980年代英國開放(Big Bang)，雷根經濟學當道，1993年避險基金等不受監督而初露。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(LTCM)倒閉，使病情惡化，但被隨之而來的不理性繁榮，暫時壓制著。
2001年泡沫破裂，即使祭出沙賓法案(Sarbanes-Oxley Act)藥劑，仍不敵自由放任政策大纛，Fed大幅快速降息，祗是延緩病發，但讓房地產融資蘊育出更嚴重的病毒。而金融創新的危險細胞—避險基金，CDOs等，就算在過去金融統計管理檢測儀器上看不到的病變，在常識也看得出其危險性。就算巴菲特稱它們為金融上的超級核子武器，在放任意識下，刻意被忽視。
花旗、美林、AIG、瑞銀(UBS)等一干赫赫有名、正經八百的機構出事，已經讓人震撼不已；馬豆腐(B. Madoff)的龐茲式騙局，居然能維持10年以上，且蒙蔽數10家有頭有臉的金融投資機構。講自由放任，馬案絕對可列為最佳諷刺獎。
90年蘇聯解體，代表它的體系被掃進歷史角落；諷刺的是，20年後美國體系也爆出大危機。何者為優？很明顯，至少到目前，(修正後的)資本主義還是勝出。但是它的潛在病因並未因此消除，那就是自由放任的副作用：濫用自由。
最適管理才有利自由
自由遭到濫用，不祗是個人問題，也會出現在企業與政府層面。企業當然希望政府管的愈少愈好，這樣就不會妨礙它的成長與競爭；但企業成長到某個階段後，譬如國際化之後，單1國家對其影響力與限制能力，相對就會愈來愈小，而企業購併國家，與企(產)業操縱或威脅國家的案例，就會愈來愈多。
一般產業或企業對一個國家的威脅程度，最簡單的看法就是看它的產值佔GDP的比重(就業人口是另個指標)，但金融業對每1國家的威脅，不一定是最重，但祗要是產業多元化的國家，它都會是最具關鍵性的，台灣的金融重建基金(RTC法案)，美國的TARP法案，都遠較任何其它產業或企業來的重要。因此，政府在積極介入管理與自由放任的頻譜兩極上，列出不同的標記與選擇管理的深度，這才是管理的真義：提供最適成長環境，但不讓其失控。
葛林斯班的功與過之辯，正是過去20年，在自由放任與如何管制兩個極端間擺盪的縮影。如果企業或產業會成長到太過巨大而不能倒的地步，那麼，在它沒有發生重大危機之前，便應採取適度的管理。企業或產業雖然才是問題的關鍵，但企業家的良心、良知，與其貪婪、野心的隨機性太高也太複雜，因此，監督與適度管理這些對象，不僅是政府與相關官員的責任，也是民意代表，學者，輿論的責任。
留言列表
